走一条“增量优先、以新代旧、激励创新、市场驱动”的转型之路——创新型减碳的“三支柱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同时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等要求。针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任务，我觉得中国能源和经济绿色转型应走一条“增量优先、以新代旧、激励创新、市场驱动”的转型之路。

 

三种不同的减碳类型

 

根据相关研究，到2060年，中国的非化石能源由目前的不到20%增长到80%以上，由配角成为主角。从成本角度看，作为存量的传统高碳能源，尽管仍有一定的减碳空间，但潜力具有累退性，越往后空间越小，难度相应加大，成本加快上升；另一方面，作为增量的低碳或零碳新能源，随着产量扩大、技术改进，成本下降加快，部分产品绿色溢价由正变负。由于成本上的变化，新能源替代老能源的减碳成本优势增大，进而加快新老能源比例的转换进度。

 

我们可以观察到现实操作中有三种不同的减碳类型：第一种是衰退型减碳，通过减少生产来减少碳排放；第二种是增效型减碳，通过提高碳生产率，用同样多的碳排放实现更多的产出，或者同样的产出使用了较少的碳排放；第三种是创新型减碳，通过创新形成新的技术、工艺、方法等，在达到相同产出的情况下，实现低碳、零碳甚至负碳排放，如用风、光、水、生物质等可再生能源发电。

 

与衰退型减碳相比，增效型减碳潜力很大，特别是在技术落后、管理粗放情况下，提升能源和碳生产率有较大空间，但局限性也很明显，随着技术和管理的进步，它的空间在收缩。

 

创新型减碳的特点和优势

 

创新型减碳跟前面两种类型不一样，有五个特点和优势：

 

一是系统全面的技术创新，因为绿色转型从根本上讲是要换技术，而创新型减碳提供了一个全面的绿色技术。它是用低碳、零碳甚至负碳技术替代原有的高碳技术。

 

二是创新的边界很难限定，创新的内在冲动性经常会冲破我们的想象力。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现在可控核聚变能够成功并商业化，人类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写可再生能源的认识版图。

 

三是大幅度降低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典型案例是光伏发电。过去十年间，它成本下降了80%到90%，已经低于燃煤发电成本，还有进一步下降的潜力。

 

四是通过创新型减碳形成的一些产品，它会带来除了减碳之外更多的消费者剩余。以新能源智能汽车为例，大部分消费者直接感受到的是使用成本低，电子设备应用得手，舒适程度高，操控感觉与以往大不相同，自动驾驶能力也在逐步提升。

 

五是加速能源和其它高碳行业的转型，绿色化和数字化的过程是合为一体的，它带动了这些行业率先进入数字化。

 

总的来讲，创新型减碳要高度重视，因为它启动和引领了远超减碳预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数据化转型。衰退型减碳和增效型减碳主要体现的是一种防御型战略，而创新型减碳则是一种进取型战略。实现双碳目标，需要把关注的重心转到创新型减碳，转向进取型战略。

 

以碳排放“双控”为目标的“三支柱体系”

 

创新型减碳如何实现？重要的是要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的制度规则和政策体系，建立以碳排放“双控”为目标，减碳与增长双赢的核算方法和运行机制。怎么来实施这样的规划？我提出一个“三支柱体系”。

 

第一个支柱是建立全方位支持绿色技术创新的创新型碳替减市场。所谓“创新型碳替减”市场，是指依托绿色技术替代而相对减少的碳排放，也可称为替代性减碳。这个市场应有强包容性，包括绿电等绿色能源产品，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等高碳行业能够产生增长型碳汇的产品，如绿氢炼钢等，还可包括森林碳汇和其它负碳技术产品，也可包括个人消费领域的碳排放权交易。在起步阶段，地方可以从各自实际出发，建立“碳资产池”或“绿碳银行”，开展创新型碳替减的核算和交易。

 

第二个支柱是形成区域自主减排责任体系。增量优先的关键是扩大对技术创新产品的市场需求，而这一点又直接取决于减排责任体系的有效性。应鼓励各个地方提出既合乎本地实际又有一定挑战性的减排目标，与下一步陆续出台的落实双碳目标“1+N”政策相配合，形成省、市、区县和开发区等层面的区域减排计划和可追溯的减排责任要求。

 

第三个支柱是加快碳核算、碳账户为重点的绿色微观基础制度建设。不论是推进增长型碳汇市场建设，还是完善减排责任体系，前提是要有一个合格的碳核算基础，而这恰恰是目前的一大短板。

 

这三个支柱体系建立起来以后，还要注意一些问题，如创新型碳替减的技术审核和认定等工作。促进绿色创新，既有技术创新，也有制度政策创新，绿色创新和转型面对大量未知和不确定因素，仍需要“摸着石头过河”。进取型减碳战略“三支柱”模型其实就是一个方案，可以在创新意愿强的省、市层面先行先试，给出一定的试错探索空间，取得成功经验后完善再推广。

 

（作者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