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农业农村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我国农业碳排放呈现怎样的特征？

赵立欣：农业的碳排放是生存性、基础性的排放。农业领域碳达峰、碳中和，更合适的说法是农业减排固碳。

 

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是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最新国家温室气体清单通报数据，2014年我国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量为8.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全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6.7％。其中，种植业排放主要为稻田排放甲烷、农田施用氮肥排放氧化亚氮，占农业排放的58％；养殖业排放主要为动物肠道产生甲烷、畜禽粪便处理产生甲烷和氧化亚氮，占农业排放的42％。当前我国粮食和肉蛋奶等农产品需求仍呈刚性增长态势，农业发展的首要任务仍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此外，按照我国向国际作出的承诺，2030年实现碳达峰是指二氧化碳排放的达峰，不包括甲烷、氧化亚氮等其他温室气体，而我国农业温室气体排放中二氧化碳很少，主要是甲烷和氧化亚氮。

 

但随着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也对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要看到，农业不仅是温室气体排放源，更是固碳增汇的主要贡献者。农业减污降碳仍有很多潜力可挖，例如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还有一定空间，畜禽粪污等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农村可再生能源还有很大发展潜力；农业生态系统是重要的碳汇，农田、森林、草地和湿地具有很强的固碳功能，2014年我国林业碳汇、农田土壤碳汇、草地碳汇和湿地碳汇分别为8.4亿吨、0.49亿吨、1.09亿吨和0.4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创造碳汇超过1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可为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金书秦：从联合国粮农组织自1961年以来的统计数据来看，中国农业温室气体排放可分为三个较明显的阶段，与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历程十分契合。

 

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前，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平稳增长。沿袭“靠天吃饭”的传统模式，当时我国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主要源于人口增加带来的开垦面积和强度的增长。从1961年到1978年，随着化肥用量的上升，农业排放的二氧化碳当量从2.49亿吨增长到4.07亿吨。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机械化、化学化、电气化等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早期特征，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快速增长，1996年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到8.26亿吨。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农业温室气体排放趋于平稳。高强度的化学投入边际效益开始下降，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化肥农药零增长”等一系列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举措，有效地遏制了农业化学投入品的增长势头，并显著提高了秸秆、畜禽粪便等农业废弃物的综合利用水平。农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从1997年的7.61亿吨增长到2016年的8.85亿吨，之后开始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