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选出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的“热词”，“碳达峰”和“
碳中和”无疑是代表委员们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从去年9月的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到12月举行的气候雄心峰会，我国多次表示，二氧化
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于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以及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均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列入今年的重点任务。
碳达峰、碳中和面临哪些挑战？要实现目标，需要做好哪些工作？针对这一话题，记者采访了相关代表委员。
根本是结构调整
“作为经济大省，我们要坚定不移推进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努力在全国达峰之前率先达峰。”在去年年底召开的江苏省委十三届九次全会上，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在对2021年工作划重点时，特别指出江苏要在全国率先实现“碳达峰”的目标。
除了时间上的要求，事实上娄勤俭在会上也给出了碳达峰的明确路径，那就是结构调整。
“碳达峰、碳中和既是我国对国际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也是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交给我们的政治任务。”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厅长王天琦表示。
“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三大国家战略叠加；全国唯一的部省共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试点省；全省GDP连跨三个万亿元台阶……
多个战略机遇的叠加，为江苏的率先碳达峰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未来工作仍存在很大挑战。
“要实现碳中和，非化石能源和化石能源的消费比例要达到9∶1左右。江苏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空间。”王天琦说。
谈及挑战，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余国东也表示，重庆市面临着能源结构偏煤、产业结构偏重等问题。目前风电、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资源禀赋弱，规模以上火电、钢铁、水泥、有色、化工等高耗能产业碳排放占工业排放总量80%以上。
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以“高碳”为主，这并非重庆、江苏等地面临的难题。农工党中央《关于奋力推动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提案》指出，我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任务十分艰巨。
一方面，因为现有产业结构、能源消费仍以高碳为主，年碳排放超100亿吨，占全球总排量的1/3，工业碳排放占比高达80%。传统钢铁、建材等高耗能产业去产能任务尚需艰苦努力；重化工产业比重大、转型路径有待探索；化石能源消费占比高达85%，
清洁能源发展尚需加力。
另一方面，因为经济发展的能源增长需求与减排降碳压力并存。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后期，未来15年是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阶段，经济发展仍需保持合理增速，能源需求将持续增长，减排降碳压力巨大。
为此，农工党中央建议要以能源结构转型为重点，构建清洁低碳能源体系，并统筹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增强综合治理系统性和整体性。
具体来说，要尽快明确“十四五”及中长期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和减煤路线图，加快非化石能源发展。加快煤电、石化、钢铁、水泥等高碳产业的低碳转型，全面落实产能总量控制和新建项目产能置换要求。
抓手是减污降碳
“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将进入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新阶段。
事实上，“协同”这一关键词，在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张玉珍就曾关注。
她提交的《关于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大气污染治理协同控制的建议》就表示，各地要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目标、达峰路线图、行动方案和配套措施，协同城市碳排放达峰和空气质量达标。
今年两会，张玉珍依然关注碳达峰和碳中和问题，并结合福建省情谈到了其重要意义。“近年来，福建省生态环境质量高位运行，现有主要污染物减排空间有限，而经济发展需求下污染物排放总量刚性增长趋势压力不减，给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带来巨大压力。”
张玉珍表示，减污降碳协同，牵住以降碳为源头治理措施的“牛鼻子”，为福建省持续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提供新思路、新打法。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也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形成
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助推福建省全方位高质量发展。
与张玉珍的观点类似，余国东也表示，重庆要坚持把减污降碳协同治理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强化环境污染源头管控，助推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在此之前，各地在“协同”方面也已经积累了诸多经验。
比如重庆市将应对气候变化要求写入《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实施方案》，在全国率先将碳排放管理纳入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污许可，出台《推动排污许可与碳排放协同管理》等文件。
黑龙江省将降碳与实行最严格的“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相结合，严控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建设，通过规划环评、项目环评推动区域、行业和企业落实煤炭消费削减替代、温室气体排放控制。
四川省将碳排放约束性指标纳入省委环境保护党政工作目标任务考核体系、省政府目标绩效管理考评体系等，有力督促各项减排指标的分解完成。
福建省不断优化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打造低碳建筑和交通体系、开展
碳交易试点以及多领域多层次低碳试点，协同推动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下降。
“碳达峰行动和大气污染防治紧密相关，从大气污染防治看，要更加注重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所以工作将由‘治标为主、标本兼治’向‘突出治本、标本兼治’转变。”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厅长王波说。
思路是多措并举
全面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绿色发展，就要求通过“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这个总抓手和“牛鼻子”，提高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大气治理与碳达峰的协同增效，主要体现在突出治理路径协同、治理工程协同和治理体系协同等三个方面。”对于下一步的工作，王波介绍。
“从措施方面的变化看，更加强调综合治理，我们要充分发挥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体系优势，综合运用行政、法律、技术、市场等手段，提高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对于治理体系的协同，王波表示要多措并举。多措并举的工作思路，采访中也有多名代表委员谈到。
“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极具挑战性，需要全方位多举措进行推进，更需要法律制度予以保障。”全国人大代表、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金南表示。
王金南建议，要紧扣2060年碳中和愿景目标，制定出台《碳中和促进法》，立法内容主要考虑明确立法目标、定位和基本原则，明确碳中和的基本制度与措施及强化优化管理体制和部门职责等。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化副总经理李永林也在一直关注
碳市场的立法问题。他表示，应该立法先行，以较高层级的立法来保障
碳市场的权威性，尽快出台《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为碳市场体系建设提供法律支撑。
在考核机制方面，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吕文艳表示，湖北计划将低碳发展工作纳入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实施降碳减污协同攻坚，严控高耗能、高排放项目上马，切实提高地方主动性和自觉性。
在减排政策体系方面，全国政协委员、淄博市政协副主席、民盟淄博市委主委达建文建议，要尽快完善二氧化
碳减排政策体系，加快建立碳排放监测核算、报告、核查体系，使得碳排放的信息能够测量、监测、统计以及核查，并将其作为约束性指标，在每个季度公布GDP指标时，公布单位GDP产出的碳排放强度。
在制度设计和能力建设方面，张玉珍表示，生态环境部门在多年来污染物管理过程中形成的环评、监管和执法等相对成熟的手段，并不适用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导致基层部门在实际工作中缺乏有力抓手。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尽快完善相关制度，在制定有关政策和任务目标时充分考虑生态环境部门自身实际情况，同时需加强基层工作人员在降碳方面的培训、指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夯实研究基础。”张玉珍说。
而如何做好“部门协同”，是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厅长贾君长期思考的事情。“要协同工业、农业、交通等重点领域深入谋划碳减排工作，科学优化钢铁、煤炭、石化等重点产业、产业园区的规模、布局、结构。”
此外，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的技术创新也是代表委员们关注的话题。
九三学社提交的《关于加快制定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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