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替代与减排
石油，碳中和中的另一重要碳源和替代减排重点。液体燃料是运输工具的主要动力，现代社会的“血液”。
然而，石油基液体燃料不仅排放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还有碳氢化合物、氮氧化合物等有害物质，汽车尾气与轮船劣质柴油严重污染大气与水体。
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石油危机，催生了生物乙醇等生物基燃料对石油的替代。
美国自2005年颁布
新能源法到2015年的10年间，玉米乙醇减排二氧化碳5.9亿t和减少石油进口19亿桶。2018年以38%的玉米总产生产了4830万t玉米乙醇，占全国石油消费量的10.3%，减少石油消费5.4亿桶。
2018年欧盟的可再生运输中90%是生物燃料。在巴西，甘蔗乙醇已成为国家支柱性产业，是全国汽油消费量的1.5倍。
但是，以粮食为原料生产燃料，诟病不断。
于是人们将目光从生物质组分中的淀粉移向了占组分2/3的纤维素、半纤维素与木质素，并称之二代生物基原料。
美国还提出温室气体排放比化石燃料低50%以上者方为“先进生物燃料”，于是，纤维素乙醇成为各国研发热点，只可惜久攻而不克。
微生物法生产第二代生物燃料受阻，热化学法兴起，即通过中温或高温将生物质气化，再合成精炼为系列高品位生物燃油。
2013年美国KIOR公司以黄松枝条为原料，年产生物燃油3.6万t，温室气体排放比化石燃料减少60%。同年，美国INEOS BIO公司基于热化学先气化秸秆，再合成乙醇。
2015年，芬兰GFN公司以林业剩余物与作物秸秆为原料生产了生物燃油。加拿大Enerkem公司将垃圾气化合成乙醇后再转化为航空煤油，已在英航使用。德国科林公司、瑞典Chemrec公司等亦多有建树。
2015年联合国巴黎气候峰会后，大多数签约国在上报的承诺计划书中，都把开发生物燃料作为减排温室气体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基于热化学法生产车用液体燃料，以及生物天然气成为新宠。
在这场全球性的，以二代技术开发二代原料的竞技场上，出现了一支中国奇兵。
武汉阳光凯迪集团对生物质气化-费托合成燃油技术攻关8年，一座1万t级生产线于2013年1月正式投产，进入同类技术的国际领先行列。
2015年8月，中国科学院向中央呈文称，“我国有望破解当前生物质能发展困局”，建议国家“加强对生物质合成燃油产业的政策支持”。
遗憾的是，2018年，凯迪集团内部发生问题退市，这个即将大放异彩的国际领先项目不幸搁浅。
此外，内蒙古俏东方集团自行开发的“碳酸二烷酯型生物柴油”，品质与环保性能显著优于常规柴油；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研发的秸秆制生物航空煤油，清华大学的甜高粱秆乙醇重整制氢等在技术上都处在国际前列，都有冲锋陷阵的潜质。
生物乙醇在中国出现最早，却20年乏善可陈，但不等于液体燃料替代不重要。恰恰相反，中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接近70%。
为了国家能源安全与保护环境，为了实现碳中和目标，石油替代减排十分重要，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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